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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至1931年中央苏区成立,短短十年时间,中国共产党从只有几十个党员的党组织发展成一个拥有十万红军的独立政党。面对中国共产党迅猛的发展速度,不少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对此产生过疑问。
为何一个新政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得这么迅猛?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迅猛发展的背后势必有着强大的经济支撑,那么,支撑党背后的经济底是什么样的呢?
回忆看过的影视作品或书籍,我们会发现,关于革命年代那段历史,大部分都在着重讲述政权,或是战场上的残酷,很少会提及到经济方面。这也让不少人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一定的误解,以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只懂政治不会经济的政党。
其实,毛泽东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经济建设。他曾在《毛泽东选集》中提到:“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忽视经济建设是错误的观点......离开革命战争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
毛泽东的意思很明显,他认为忽视经济建设一味革命不行,一味建设经济忽视革命也不行。只有将经济建设与革命斗争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群众走向胜利。
下面我们一起探讨关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不同时期推行的经济政策,揭秘党背后的经济支柱。
建党初期,中共特别穷,经常连活动经费都拿不出来,早期甚至都用不到财政部门。由于中共内部成员不多,而且一直以来都受到当时执政党的压迫与限制。虽然这一时期,中共有共产国际的援助,但是党内外的发展还是举步维艰。
有时为了解决活动经费问题,党内部分经济较富裕的党员会无条件出资援助。不过这也只是杯水车薪,并非长久之计。如何实现经济独立自主,解决党内窘况,是当时中共的关键任务。
1927年,蒋介石发起“四一二”革命叛变,“白色恐怖”席卷全国,为避免弱肉强食,中共必须于危难中迅速崛起,但是当时中共党员甚至都连逃命转移的路费都不够,哪还有钱壮大崛起?
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为打破蒋介石的封锁,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决策。并计划通过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解决现阶段的经济来源。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谁解决了农民问题谁就能赢得主动权。“打土豪,分田地”在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的同时,也能为党提供直接的经济来源。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据中央苏区财政人民委员林组涵提供的数据,中央苏区每月开支达三十二万元,其中近百分之五十来自土豪地主没收,近百分之二十来自人民捐献,中央苏区成为了当时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为了进一步限制红色政权发展,蒋介石对中共中央发起了“围剿”行动,一面武力进攻,一面经济封锁。为了不让敌军得逞,稳定红色政权,毛泽东除了组织人民“打土豪,分土地”外,还积极广泛地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如兴修水利、工厂,开设商店、银行,铸造货币,设立红色圩场等。
当时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严重影响了湘赣两省间的正常贸易。红色圩场建立后,由于红色圩场的税收惠民公正,人民群众都非常喜欢聚集在根据地的圩场进行交易。不少白区商人和群众不顾反动势力的武装封锁,用背篓、箩筐等工具日夜赶路也要带着他们的货物赶过来交易。
红色圩场的兴旺极大地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易,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同时也提高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促进了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助力红军度过难关。现在农村每月阴历二、五、八的赶集日就是由当时中共设立的红色圩场传承而来的。
1930年初,红军由最初的几千人迅速发展至七万人。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经过几轮反“围剿”,红军发展至十五万人。红军规模发展速度之快,以至于党内的财政又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另外蒋介石看到中共的人气愈发旺盛,他就愈发加紧对红色政权进行压迫。
如果想让庞大的革命根据地正常运转,中央必须要再想方设法提高党内的经济来源。但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围堵,中央红军还有什么法子呢?
这时统管中央苏区财政收入的国家银行行长,又称红色“大管家”的毛泽民出现了。毛泽民提倡并鼓励人民群众大力发展私人经济,并通过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的国债,初步缓解了苏区财政紧张的问题。
随后,毛泽民还建议统一革命根据地的交易货币。1932年7月,中共的货币——“苏维埃国币”正式发行。这为中国共产党后来赢得经济独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是对于当时中央苏区面临的财政问题,私人经济只是杯水车薪,国债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借款。中央还是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资金紧张问题,如何拓宽经济来源渠道,增加财政来源才是中央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民也知道,要保证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政府的正常发展及运转,哪能光靠打地主土豪,发展小农或个体经济就能实现的?实现财政来源质的提高必须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工商业。
据专家勘查发现,赣南是世界上钨矿资源储藏量最大的地区,向来有“世界钨都”之称,也就是中央苏区的所在地。在红军崛起以前,赣南地区的钨矿资源已经享誉世界。
二十世纪以来,钨矿资源是世界各国都急缺的现代化生产原料。它对航天、原子能、船舶、汽车工业、电气工业、化学工业等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央苏区也充分意识到,开采赣南的钨矿资源确实是解决当前财政窘况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
1931年,毛泽民亲自前往盘古山考察,决定组织恢复钨矿生产。1932年春,中华苏维埃第一个公营矿场——铁山垅钨矿场在中央苏区正式成立。同年3月,用于经营钨矿资源的中华钨矿总公司正式成立,毛泽民亲自兼任总经理。
据历史资料显示,中华钨矿公司旗下所属的矿场共有四个,集体生产合作社共有五个。公司一年最高的钨矿产量直达四千吨,职工最多的时候高达五千人。铁山垅矿场是当时中央苏区最大的一家国有矿场,有时一个生产中队一天能生产近五千斤的钨矿。
据不完全统计面,1931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总共开采生产钨矿七千八百九十多吨,共创造价值六百二十多万元,约占当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中华钨矿公司,或许中央苏区早就不复存在了。
有人可能会问,当时反动派不是大肆封锁中国共产党吗?中央苏区的钨矿到底是怎么从一个贫瘠的小山区出售到国外的?由于根据地转移,1933年中央苏区就与中共国际失联,想要实现境外贸易也只能自力更生。
当时,中央苏区出口钨矿只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条是经河口向赣州出口,另一条是经新泉向福建出口。
向赣州出口主要通过与赣州一些拥有国民党背景的商号进行交易,其中与广裕兴商号交易最为活跃。广裕兴的老板是曾伟仁,中央苏区还曾通过曾伟仁的关系,结识了驻守在赣南的粤军。粤军向来是国民党反蒋势力的中坚力量,当时的领导人又是陈济棠。
陈济棠向来痛恨蒋介石,面对这么好的报复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陈济棠向中央苏区表示,粤军也想参与到钨矿出口,并建议采用“武装截运”的收货方式,以掩人耳目。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又江口贸易出口的钨矿至少有五千多吨。
向福建出口的钨矿主要通过设在闽西新泉的对外贸易分局,与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交易。不过由于淞沪会战,通过福州出口钨矿这一条途径的持续时间并不长。
除了针对原矿进行对外贸易,中央苏区还用纯度相对较低的钨砂与白区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交易,换来了因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导致十分紧缺的物资,如西药、食盐、布匹等。其中与赣州商号的钨砂以货易货,共换来了两百多统布匹,几十吨食盐及价值上千元的西药等物资。
钨矿开采带来的经济及物资收入,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于中央苏区革命胜利的信心。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苏区的财政经济每况愈下,政府威信跌到低谷。如何解决苏区新一轮的财政危机?红色“大管家”的毛泽民又出现了。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没有什么比攥在手里不会贬值的金钱、物资的东西更重要了。
为了稳定民心,毛泽民下令国家银行将以一比一的比例公开兑换银元;除此之外,毛泽民还保证合作社的物资供给问题,尽量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用品、布匹和食盐的需求。为了筹集物资,毛泽民亲自前往前线,还特地请求外贸总局向白区组织货源。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背井离乡踏上长征之路。为了解决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物资问题,毛泽民拿出了国家银行最后的家底——七百斤多粮食,编入中央纵队十五大队,为红军保驾护航。
中央红军行至遵义时,发现当地许多百姓都患有“大脖子病”。原来是由于该地的食盐价格过于昂贵,导致大部分贫苦百姓吃不起食盐引发的。红军进城后,没收了当地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囤积的大量食盐和香烟。
那么,中央红军该如何处置这批没收货物呢?直接派发当地百姓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支撑红军长征的物资已严重不足,战士们已经忍饥挨饿长途跋涉近三个月了,这批物资必须要实现价值最大化。
经过一番讨论,毛泽民与林伯渠决定用“红军票”向当地百姓出售食盐等没收物品,争取重新实现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价值。因为红军不仅买卖惠民,而且“红军票”的面值与光洋相当,老百姓们对此都非常满意。
“红军票”成功实现了货币价值,于是,毛泽民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在遵义城及周边设立了二十多个兑换点。红军们欢天喜地地拿着手中的“红军票”到当地洋货铺购买了鞋子、毛巾等物资。
由于蒋介石调兵四十万疯狂追击,红军不得不放弃遵义,继续转移。由于遵义地区的商家和百姓手中还有不少“红军票”,为了维护红军的信誉和人民百姓的利益,毛泽民组织红军立即开设几个临时兑换点,以一比一的比价,用光洋或食盐进行兑换。
十二天后,毛泽民以国家银行名义顺利完成了“红军票”的发行与回笼。像遵义这样货币发行和回笼举措,毛泽民在长征途中先后实行过四次,这极大地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同时还发动了当地群众的力量。
结语:“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万万不能”,如果当年中央苏区没有毛泽民实施毛泽民采取的一些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中央苏区或许就沦陷在蒋介石的封锁线里了。
放到当今时代也一样证券配资平台,经济建设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物质作为条件,谈何富国强兵?所以在实现中华人民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举国上下仍然任重而道远。